今年初夏，贵州大学两位学者到锦屏，有心于卫所文化的田野调查，我陪同他们专程来到距离锦屏县城24公里的铜鼓。

　　铜鼓，如今只是锦屏的一个乡镇政府所在地。这里我曾到过无数次，也曾路过无数次，但她从来未曾引起我对其历史的关注与思考。在我印象中，只知道，她曾经是锦屏老县城所在地，此外，一切渺渺。可这次的专门走访、调研，从她那些老屋、断墙、碎瓦、残碑中，隐隐约约的触摸到了它沧桑的历史和神秘的往事，以至令我神往，也使我沉重。

　　在熟悉古城人的指引下，我们先看了古城至今仍保存较好的两座城门，即北门与西门。两座城门如今依然保持其形状，都用方石所砌，宽约3.2米，高约3.7米，顶上成拱，方石的刀斧凿痕依旧清晰。城门连着城墙，但北门两侧的城墙较短，西门的城墙较长，全长满了荆棘杂草，宛如一道山脊横陈。据相关史书记载，铜鼓古城当初有四座城门，即东门曰“迎晖”，南门称“定边”，西门叫“镇静”，北门为“雄武”。整座城池修建在一个巨大的台地上，东临千亩良田，南西北俱为山峦，形成环靠青山，东俯平畴的格局，高敞开阔，视野辽远。当年的府衙就修建在紧靠西门的城墙边上，坐西朝东，俯视全城。当然，威严的府衙早已毁灭，其旧址新中国成立后已改作乡镇粮站，但原地基留下的方形条石清晰宛然，鼓形石础，比比皆是。府衙院内的荷花池如今绿萍覆盖，蛙群跳跃。可谓赏荷人已去，唯有臭水塘。

　　现在铜鼓的街道两侧，几乎都新建了水泥楼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在铜鼓的雷打坡出金矿，铜鼓人很发了一大把，于是，旧貌换新颜。但走进里边的深巷中，古城的遗迹还是不少。我们先后察看了张家祠旧址、杨家祠旧址。然后走过刘家祠、曹家祠、徐家院等，历史陈迹，触目皆是。老祠堂高大陈旧得有些霉烂的门楼，被风雨侵蚀之后满目斑驳的马头墙，荒草葳蕤或堆积着牛马粪便的庭院，厚实坚整的屋基条石，断头或掉尾的石雕怪兽，巨大的石锣、石鼓，残损的石碑，高大古老的风景树……无不在向后人诉说着她曾经的繁华昌盛与奢靡，风光与权势。其间，铜鼓的后人们，有的仍依旧居住在深黯的老宅里，但更多的住在新建或改造了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房。走在里边，你仿佛在梦幻中飘移，忽而陷入历史，忽而回归现实。由此也可看到在时代的变迁中，铜鼓的后人是怎样在保存与改造、继承与毁弃中的艰难挣扎。尤其令我感触的，是在徐家院里。徐家院当初的建设规模如今看不到了，只有一座破损的门楼仍危危立着，门楣上还挂着一块框边脱落，被风雨侵蚀的匾额，匾额黑底黄字的书有“恩进士”。据说这是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中进士，曾任湖南按察使、云南按察使、云贵总督徐之铭的故宅。在这座老宅周围，还有两幢老屋，地基都是厚重的方石，此外，更多的是新建的楼房，镶有瓷砖，安有玻璃，显示着主人的经济实力与价值追求。这片居住的大都是徐家子孙。此处，街巷洁净清爽，庭院清幽明亮，在有的家门前，还摆放着残损的石狮石锣。所见情形，使人感到，徐家的后人对名门之后、望族之家的那份儒雅与荣耀、清高与矜持的顽强坚守。

　　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面前，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石碑。它高约2.64米，宽1.32米，厚0.15米，但裂缝纵横，色泽灰暗，字迹深浅不一，极难辨认。这块碑称“重修铜鼓卫周城碑”，立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1616年）。那些镌刻在石头里的模糊文字，从刻成的那天起，就默默地向后来关注铜鼓的人们述说着这座城池的有关故事。它像一位暮垂朽迈的老人，成了铜鼓稀有的文字记忆。

　　据“重修铜鼓周城碑”和《黎平府志》记载，在明洪武十一年（公元1378年）八月，湖广上里萍司（今黎平）人吴勉打起“铲平王”的大旗，领导二十万侗、苗等族人民举行起义，曾攻锦屏，克黎平，陷靖州，袭通道，占领黔、湘、桂毗邻一带，声震明廷。为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王朝政权，也为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，楚王朱桢（朱元璋第六子）亲率官兵六千五百余人，会同信国公汤和等所统之兵三万余人，在清水江南岸广大地区四处进剿，先后约八年时间，最后在铜鼓分兵四路夹击义军，直逼义军大本营。吴勉及子吴禄被擒，解往南京后受到“正法”。为巩固政权，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，尤其要确保楚地靖州、辰州、宝庆、武冈一线的平安，明廷于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，在铜鼓设置千户所。千户所的设置，无疑使整个清水江右岸广大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。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明洪武三十年（公元1397年）三月，婆洞（今属锦屏）林宽又揭竿而起，领导侗、苗等族农民举行起义。攻占隆里、新化，打平茶，围黎平守御千户所达十余日，明廷震惊。朱元璋再令朱桢为大帅，湘王柏为副帅，以左都督杨文充为总兵，领军三十万进剿。这次楚王轻车熟路，不多久林宽被俘，义军惨遭斩首二万一千五百余级，义军覆没。鉴于此，明廷在当年十二月，将铜鼓千户所升格为铜鼓卫，并动用卫军一万，靖州属民夫三万余人，奉旨修建铜鼓卫城，卫城面积达一平方公里。

　　铜鼓卫的设立与卫城的建设，为明廷加强楚地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它与建立于公元1385年的隆里千户所等遥相呼应，在此后，直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张秀眉、姜映芳起义，长达四百九十余年，几乎无重大战事。但铜鼓卫城初建之时还是土城一座，经长年累月风吹雨打，多有损毁。为此，到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作为湖广布政使司分守湖北道右布政使的蔡复一，便“动靖（州）之帑金千余，捐奉百十有二”作资金，调卫属军民数万人，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，明确职责，重修铜鼓卫城。经三年时间，到公元1616年，原铜鼓土城便“更土而石，新其堞雉”。城墙周长达625丈（2080米），高1.3丈（3.9米），宽1.2丈（3.6米），真可谓“楼橹岩岩，坦墉屹屹，巍然一金汤”矣。

　　之后，因时代的变迁，铜鼓的区划不断的变化，在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铜鼓卫改为铜鼓汛，设守备千总，隶属黎平府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铜鼓随黎平府改隶贵东道。清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云贵总督鄂尔泰行“改土归流”，解除“苗不出境，汉不入苗”之禁令，拔五开、铜鼓二卫隶黎平府。清雍正五年（公元1727年），将铜鼓卫、铜鼓汛改为锦屏县，县衙驻铜鼓，仍隶黎平府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改锦屏县为锦屏乡，设县丞署，即锦屏县丞署，属开泰县。但自当年朱桢为进剿林宽，由沅州（今湖南芷江）“代木取道二百里抵天柱”，发现了清水江沿岸茂密的木材。于是，木材贸易逐渐繁荣，并成就了清水江沿岸的茅坪、王寨、卦治等闻名于世的木材交易市场。因而，到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锦屏分县改为锦屏县，县城由铜鼓迁至清水江木业贸易中心的王寨。王寨经济繁荣，交通便利，被选为县衙，是历史的必然。从此，铜鼓作为州、县级府衙所在地的历史宣告结束，铜鼓遂被称作“老锦屏”。

　　铜鼓，自1388年至1914年，一直作为府衙。五百余年苦心经营，其间的高楼深院，雕梁画栋，花街通衢，荷池修竹，该是比比皆是。而透过这一切，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，悲欢离合，尔虞我诈，又该有多少呢？作为城市载体的建筑，一座巍巍石城，在迁徙后不足百年，就几乎灰飞烟灭。自然，其中的故事后人更无从知晓。我从古城中走出，再次领悟到时间的无情与历史的沧桑。